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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书局为例，《史记》平装本和精装本加起来已卖掉将近50000套，新旧《五代史》修订本上市不到一年，销售近15000套，而即将上市的《辽史》修订本，首印是10000套。这个销售数量在从前是无法想象的。

上一次读者笃定地谈论学术出版的盛况，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点出乎意料，随着“80后”的成长成熟，出版业再一次迎来了学术出版的繁荣。中间漫长的等待让这个繁荣“赢”得并不轻松。

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华书局于2014年8月17日首发的《史记》修订本，迄今为止，算上平装与精装两个版本，已经卖掉将近五万套，在这个频频唱衰纸本书的时代，如此销量，无疑是惊人的。较之于《史记》，2015年9月上市的新旧《五代史》修订本肯定属于“冷门”书籍，即便如此，出版短短一年，也卖出了将近一万套。

不仅古籍大受欢迎，译著同样如此。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甲骨文”丛书，收录的多是《罗马帝国的崛起》与《忽必烈的挑战》这样主题宏大而深奥的书籍，无一例外，这些书都成了畅销书。

至于国内，10年前为喜欢《三国》的读者所津津乐道的，还是易中天的《品三国》。悄然间，他们已经开始引用《东晋门阀政治》与《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作为谈资。王森、罗志田、罗新、陆扬……这些专业的历史学者，如今都在学院之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收获了众多“粉丝”。无怪乎有媒体人惊呼，我们迎来了学术出版和学术阅读的盛世。

对此，有人指出，应该归功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根本而言这自然不错，却失之于笼统，还需要更加具体地分析。

就出版业来说，国外一些出版社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模式为国内出版业的转型和出版物的运营提供了现成的范例。

10年前，还常有读者抱怨国内书籍在装帧和版式上的“傻大黑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抱怨现在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国内出版书籍“颜值”的赞美，过去这常常是日本出版物才能享受到的赞誉。而中华书局在销售《史记》之时采用了“全球同步”的时髦手法，这无疑是来自美国的先进经验。

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达，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根据传统的经验，6月本来是图书销售的低谷，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常规书籍不得不在很多实体书店下架，为教辅读物让路，现在有了“6・18”之类的促销活动，网店的销售不仅能够填补实体书店的缺口，甚至还能增加销售业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达，更使得相关出版信息不胫而走，任何对学术出版物感兴趣的读者，都能随时随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有时甚至还要经受密集的信息轰炸。

而更关键的，在于读者和作者的革命性改变，不妨视之为学术出版业的“消费转型”和“产业升级”。70后、80后甚至90后正在成为学术消费与学术供给的主导力量。

对年轻一代学者来说，学术写作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学院以内，而是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

前述仇鹿鸣所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就被读者评为“像国产修真小说”，“作者估计看了很多悬疑推理类小说”，而这本书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曾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仇鹿鸣出生于1981年，正是上接70后的“80初”学者。

而对年轻一代读者来说，作为成长于开放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信息、所具备的视野，使他们的知识结构、阅读趣味和欣赏能力都远超自己的长辈。在他们眼中，学术著作不再是晦涩、艰深的代名词，而是获取可靠知识的有效途径。

借助技术进步带给他们的便利，他们可以熟练地使用检索工具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结成一个个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的小团体，讨论与现实生活不那么相关甚至完全无关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需要大量的知识作为依托。“知识就是力量”，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并直接反映为出版业的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欢呼学术出版“好日子”的到来，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全新的时代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