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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奴、卡奴的产生，商家至少负一半责任。这种楼盘广告、信用卡当街卖的作法，以为信用很便宜，结局可能会很不爽。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本是信用危机。美国人还有最后一招，印些老人头令货币贬值以逃脱高昂外债。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信托关系。个人将安全、福利、需求托付给政府、企业等权力组织，反之，个人也须讲信用。

仅有“个人信用报告”是不够的。在“初级阶段”或“原始积累时期”，需要“国家信用报告”，需要“企业信用报告”、“银行信用报告”(非国际机构评估的)，需要“学校信用报告”、“公众人物诚信身份证”，及一份对大自然的“欠债报告”。

国家对公民有信用吗?

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包涵两层意思：第一，国家是“想象的”，你并不知道国家长什么样、跟它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第二，国家是一个契约和信托责任关系，即共同体关系，说白点就是大家绑在一条船上。

欧美国家均设有严厉的失信惩戒制度，个人失信无德只有改换国籍，否则永远记录在案。对应地，政府如果失信于民，换内阁不说，官员也绝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这些都是对等的。

对于中国官员的信用，你只需问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公务员凭什么不入社保？让一些不入社保的人管理社保难免不出“社保案”，因为他的钱“不在里面”。第二，一项“研究”了15年之久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何迟迟出不了台？让公务员出台政策限制自身，这本身就是不可靠、不可信的。

企业对消费者有信用吗？

企业失信，成本太低，是当下假冒伪劣泛滥的一大原因。比如奶企，要罚就罚它永不能涉足奶业，哭鼻子也没用。俗话有“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潜规则就是消费者不知业内猫腻，只要不说破，大家一起混，直到出人命爆发行业丑闻。仔细查下去，各行都有“三聚氰胺”。跨国公司也入乡随俗，对于业内潜规则半推半就，与其母国政府外交一样，也是两套标准。

企业失信，除经济法规不完善外，道德缺位是另一大因素。要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已与《清明上河图》上的不是一类人了。知识产权的根本是什么，是个人信用。如果一个人、一群人建立的知识产权大家拿来免费消费，自主创新如何做得起来？

导致企业失信另一大因素是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正如传播学注射理论所说，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像给他注射一样立马生效。幸亏有了互联网，天平开始倾斜，力量对比从悬殊到相当。互联网让每天都成为“3・15”，企业失信，网上曝光，消费者自组织力量超越企业组织的力量。企业CEO们最好看清这一点。

银行对储户有信用吗?

小小一张信用卡，里面装着个人信用，也装着银行信用。当下，信用卡只是一张储蓄卡，或变相消费卡，可以当街卖的。信用可以如此廉价。

西方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要在信用卡被盗后的24小时内进行挂失，无论被盗用金额多大，持卡人只需负担最高50美元或50英镑的损失，其余全部由银行负担。但在中国，信用卡被盗用的损失却几乎全部要由消费者来承担。这就排除了发卡银行的义务和责任，已被中消协列入了“十大霸王条款”之一。其实，中国的银行“霸王条款”岂止是这一条？

电话挂失后盗刷、存折被冒领银行可免责吗？在这样的民事纠纷中，银行总是有理，储户胜诉的案例鲜有。一桩“许霆案”暴露出银行管理的漏洞，也暴露银行的“霸王”心态。幸运而不幸的毛头小子许霆让银行们丢尽了脸。焉能不重判？

老师对学生有信用吗？

我们都羡慕日本这类尊师重教国家老师的社会地位。从来不去想人家师长们为此付出的个人信用成本，那是用一生的德行作担保。

我们的师长们在滥用个人德行。幼儿园阿姨会用动听的声音告诉小朋友们自己的生日，届时一堆礼物送上门来。中小学校长从桌底下收红包，借读费、赞助费不能取消，那关系到教师福利，关系到“教学质量”。大学教授忙着“造”论文，因为“学术泰勒制”要求教授要像打工妹一样挣够学术分方能晋级。一位教授的学术数量能衡量出他的水平或德行吗？

最大的失信莫过于所教知识无用，学生毕业找不到出路。学校为争夺优秀生源使尽浑身解数，百般拉拢，许下各种诱人的诺言。教育产业化，令学校与企业无异。只是，请老师们想一想，你的产品(学生)也像企业产品一样有销路吗？

名人对粉丝有信用吗？

做名人不易。为名所累，为利而忙，严防被众人口水淹死。只是当粉丝将人生目标、希望、情感系于你身上时，情况就不同了。偶像破灭，粉丝重则自杀，轻则颠覆人生观。

这么说，名人最该有一张诚信身份证。很不幸，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都忙着为代言伪劣产品广告开脱干系。

名人怕为名所累又怕被遗忘。出名带来乐趣，这本是人性体现，于是形成“想炒作，先策划”的潜规则。

北大某学院院长王子涵性骚扰案，还知道对记者坦白：“我是公众人物，给我留点面子，别拍我！”说明王院长良心尚存。名人讲诚信，似乎应从讲人话开始。

长辈对晚辈有信用吗？

当50后指责80后90后毫无社会责任感的时候，他们忘了自己在这个年纪“打砸抢”的纪录。往往是，长辈对晚辈的千叮咛万嘱咐，不如一次行为更有力量。

中国的长辈们信用如何？诚如余秋雨老师盘点的，“不在乎公德”，“不在乎真假”。西方人指责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治社会”。

现代社会，“现代”一词且不说，连“社会”一词都是由西方经日本于上世纪初引入的。长辈人的信用观与新生代的信用观是有出入的。仁义礼智信，先贤社会是个理想国，可惜现实社会中并未发生。对新生代的信用教育，社会事实更有力量。

我们对大自然有信用吗？

最近，奥巴马提醒同僚不要惧怕中国，“本世纪中它将面临更少的工人养活3亿老年人的危机”。他像八十年前向埃德加・斯诺预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预言中国不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只“纸老虎”。

中国面临环境透支、人文生态透支的双重问题，我们对大自然有信用吗？

你今天要“战胜”的自然，不是你辈独有，也属于子孙。如果按西南民族纳西人的自然理念，你今天只是从大自然“借”，今后是要还的。所以每年要有一个向自然的“道歉仪式”。现代中国人非但不道歉，而且利用完自然后还要有“胜利感”。

如果你对自然不讲信用，自然也会对你不讲信用。（肖锋）

（本组文章摘自《新周刊》2009年第7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